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教授，在前天記者會上說COVID-19有近兩成的逝者選擇放棄心肺復甦、放棄插管（DNR），所以「有相當比例的病人其實是可以救得回來的」。
隨後，陸續有醫界表示這樣的說法會給予家屬和一線醫護二度傷害，張上淳教授也在今天坦承「醫療永遠有它的不確定性，插管也未必救得回來」、「簽署DNR是一個很嚴謹的過程」．對自已的用詞不夠精確表示道歉。
謝謝張教授的澄清。看到有醫師粉專登出讀者來函，說自己當年DNR的決定，親戚一句「為什麼不急救？」，往後沉沉的壓在他心上，好多好多年。我也想簡單分享一下．．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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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年前，奶奶走了，是肝癌。我父母算是對生死看得比較開的人，他們也和我說過幾次如果未來輪到他們，叫我千萬不要插管，不要讓他們多受罪，就讓他們好好走。
觀念如此，所以奶奶走的時候，我們家裡也簽了DNR。我是孫輩並沒有參與這個過程，這份重擔當時落在了我父親和他的姊妹身上。
當然，這對他們來說一定也是非常艱難的決定．．．
詳情就不寫太多，總之肝癌末期，器官漸漸衰敗，奶奶先是開始水腫，後來意識也漸漸不清。我第一次進病房的時候她還能叫我，後面就對外界沒有任何反應，只剩疾病折磨，疼痛的呻吟聲。
我們家簽了DNR，所以最後就是奶奶慢慢地步入死亡，那時幾次守在床前的親戚通知大家「可能是今天了」，大家就趕去醫院，沒事再回家。最後終於到有一天，真的就要是這天了，大家圍在床前陪奶奶走完這最後一段路。那時後印象很深，原來人走的時候，心跳儀不是像好萊塢演的那樣，從山峰波型突然拉平然後發出刺耳的警報聲，而是60、50、40、30...越來越低，最後到完全水平的一條線．．．
我那時不敢講，但看到最後那段路的痛苦，其實我那時心裡都在想，要是台灣安樂死已經合法，可以讓奶奶最後這段路走得輕鬆一點就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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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只是想分享，如果有人也為了曾經簽署DNR的決定而放在心裡揮不掉的，我想和你說，不要在意，你沒有做錯什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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